结构主义在引进中国以前就已经是明日黄花了。国外的语言学已经从结构的框架中跳脱出来，大踏步前进了。人们的理论视线转移到了曾经被结构主义列为禁区的地方，语义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新的理论，新的学科不断地涌现。北大版的封闭结构根本容不下它们。学生和老师都对新的教材提出了要求。很多教材还是和北大版一样走“中西结合”之路，介绍点新的理论，增加点新的方法，新是新了，但是中国语言学仍然原地踏步。只有徐通锵提出“我们需要有一本自己的概论性语言学教材。所谓‘自己’就是立足汉语的研究，用一个特定的视角去梳理和总结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基础介绍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而不是国外语言理论著作的简编或西方的语言理论加上汉语例子的编集。”（徐通锵，2001，p1）。语言学概论中真正称得上“自己”的，恐怕只有《语文常谈》了。且不论徐通锵的《基础语言学教程》是非，他的“自己”的教材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确实指明了中国语言学应走之路。2003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也组织老师出版的《语言学纲要》也是基于和徐通锵先生同样的感慨。

1.复旦版综述
     复旦的语言学概论课也有悠久的历史，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形成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中注重阐发汉语汉字理论，注重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语言学理论。（申小龙，2003a，p2）主编是申小龙更是这个传统的集大成者及大力倡导者。作为文化语言学的创始人，在国外语言学一波又一波的席卷全国的时候，申小龙教授一直是主张汉语本位，主张用汉语的理论来解释汉语。他认为汉语语言学应该是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如何发展中国本土语言学理论，一直是申老师研究的中心。他一直把自己放在自己设置的与西方，或者说西化的中国语言学对立的语境中，认为这样的极至化可以使自己的研究更彻底，而不是一种软弱地调和。就如他在复旦版序中所言：“这本教材的许多内容体现了复旦语言学理论注重汉语、汉字的本土理论、注重语言的社会人文本质、注重语言学的人文科学方法和与其他人文学科贯通的本色。根据教学的实际效果，我们对原有的教学内容作了精简，把重点放在对语言本质的探讨和对语言基本要素的深入分析上。”（同上，p6）序言也是立场鲜明，开宗明义的。从这里我们大致构想复旦版会有大举措，可能会是对以往的语言学概论教材的一个大的反拨。
复旦版的结构大致也可如北大版分为三个部分，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很多语言学分支都已经成为独立的学科，所以在章节的安排上复旦版都是以学科来命名：语音学、语义学、语法学、语用学、修辞学和文字学等等。这是一种开放而非封闭的状态，因为不对语言学的对象有规定而可以容许更多成熟的学科，甚至跨专业的学科进入语言学概论的框架。但其中的标准是必须要从汉语本土语言出发，或者对汉语的研究有利的成熟的新知识才能进入该框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该书的体例也是有点封闭的。
    从全书来看复旦版是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成书的，论题基调是人文主义而非科学主义的。复旦版熔铸的人文情怀其理论来源有三：一是20世纪语言学的哲学转向使语言的人文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语言成为人的本体，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决定了人的思维，甚至整个世界都是语言的。语言学的哲学转向从根本上改变了语言工具论。其二是文化相对主义——即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个假说认为语言决定了人类认知和文化的相对性。相对主义重视的是文化和语言的个性而非共性，但它也不停留在相对主义众多的世相中，而是从一个民族的深处探询内在的语言模型，最终归结为系统的沿流。人类学的视角投射到汉语自身就是其三，以汉语为本体，继承古代汉语的人文主义传统，融合各人文科学的方法，建立汉语言理论体系，把汉语从西方语言理论的规范下解放出来。

2.语言人文性的语言学表现
     复旦版开篇第一章就是《语言与人》，该书从生物学、社会学和符号学的三个维度来考察人的语言性。语言给人下了符号的定义；语言是人性的最高表现。在语言与人的关系多重展示中，人不再仅仅是语言的使用者，语言也不仅仅是人交际的工具。语言和人就这样合为一体，互相塑造，不可以作技术性地拆分。语言的人文性在开篇就奠定了基调。第二章《语言与思维》是对语言本质的继续探讨。申老师总结道：“语言既是思维的工具又是思维本身，既是符号系统又是人的基本行为，既是人的存在又是人的世界。”（申小龙：2003a）人和语言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是融为一体的，互相塑造的。
    对于语言的研究，人文主义不会满足于停留在语言本质思辨的宏大叙事上，更重要的是从结构的角度深入汉语来构建汉语的内部模型，把潜藏在汉语精神深处的人文性外现出来。从语言结构的发展来说，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个具有特定格局的内部语音系统，一个具有特定格局的语法结构。“这两种趋向于一定形式的，潜在而制约性很强的冲动，都在自由自在地起着作用，不管表达特殊概念的要求”。在《语音学》这一章里，编者不但新增了很多语音学的近期研究，更为醒目的是“语音的人文性与汉语音韵的文化内涵”这一章节。编者从汉族人认知汉语语音的角度出发，提出以汉语是一种音节型感知的语言，区别于音素型感知的语言的根源就在于语言类型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感知类型。同时，不同的语音感知造就了不同的语言研究方法。虽然语音在很大程度上是物理和生理的，因而在研究方法上，西方成熟的语音学方法更系统。但是汉语自身的人文性内核不能断然放弃，它的文化功能更在人文科学中有普遍的价值。
    在语法学一章里，在对汉语语法解释的时候，采用的是功能涵摄为主、结构分析为辅的原则。在分析静态的语言单位的时候，运用结构方法比较方便，但是一旦涉及到句子的平面，采用的是功能为主的分析方法。所谓“功能”，指的是词在语文组织中的活动能力，即表达功能。（申小龙：2003b）“语言结构趋于某种形式的动力和形式的功能，都是在语言的具体运用中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表达功能是第一性的，结构的阐释只能在言语表达中进行。”（同上）因为相对于西方的形态语言的句子，汉语不受形态的束缚，它是按照事理和时间顺序展开的句读整体。灵活的动态多变的语言单位贯之以语言之气，首先得从整体的功能上去分析，然后再对之进行结构的分析。申老师认为“汉语句子的成立要素首先是某种特定的表达功能，然后是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表意功能段的线性配置格局。功能和结构不是两套系统，而是结合在一起的。”而功能主义，是浸润在中国古代语文传统中的汉民族语文组织和理解中的独特机制。
    在《文字学》这一章里，人文性更显彻底。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索绪尔已经有经典的论述，文字是符号的符号，文字的功能仅在于语言，这是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副产品。编者运用解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解构既定的成规，认为汉字具有独立于语言的价值，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等级制的，而是互相指涉的。勿庸置疑，汉字记录汉语；而汉语中还存在着一种汉字决定汉语、模仿汉字的反向力量，即汉字的结构原则在汉语结构中的投射。汉语与汉字的关系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文字以否定的方式呈现语言。事实上，北大版也意识到汉字和汉语的关系并不和索绪尔合拍，所以增设了一节“汉字和汉语”来说明汉字的特殊性。但是没有对之提出异议。在语言人文主义者看来，文字学的地位并不仅仅在于文字形体结构的静态描写。当解构以藐视一切经典的姿态出现时，文字学将会大放异彩。因为他们平反汉字的冤案，他们的视线关注于“字”在整个汉语结构中的地位。“字”才是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单位。并期望通过“字”的投射来建立汉语的“书面语言学”。这将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是以“字”为本位的语言学。我们拭目以待。
    语言人文性从汉语的内部结构出发，逐步的转移视线以其容纳更多的能体现汉语灵魂的方面。该书中另一个亮点就是第十章“语言与文学”的关系。C.F.霍凯特在他的《现代语言学教程》中也设立了语言与文学一章。他说：“语言学家之所以关心文学，是因为他要找出文学言辞和日常的非文学的言辞的差别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方面的研究至今所获甚少。”（霍凯特，2002；p589）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复旦版中找到。自从文字被索绪尔从语言学的对象中清除出去之后，文学和语言就分家了。文学是语言工具论永远需要划清界限的地方。萨丕尔说：“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别的任何语言全部共有的。”（萨丕尔，1983，p201）一个民族的文学形式全来自于该种民族的语言的指向。汉语凭着自身的音乐性营造了整个中国文学的诗性艺术。语言的个性能在文学中得到极大的展示。在复旦版中编者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询语言的人文特质——隐喻性。隐喻中深含了人类的原始情感，诗性的智慧。文学从这里诞生。正是这种人文的特质使得审美和艺术得以进入语言的研究。语言和言语界限彻底的打破。

3.人文主义的困境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整本洋溢着浓郁的汉语人文主义气息的复旦版中，却有西方语言学的涉足，完全的科学主义的话语，完全的西方语言理论的介绍，一如北大版那么虔诚。直面西方语言学时我们有点愕然。曾经被结构主义抛弃的语义学与语用学两章就非常明显。西方语言学从结构主义突围之后对意义的研究加重了笔墨，研究成果不断翻新。中国传统小学一直非常粗略，远不及西方的语义学的科学定义和系统分类。西方语义学短短几年就走在了中国的前面。而语用学，就像结构主义入侵时一样，十几年之后国外的学术思潮又从语言学的转向延伸到了语用学转向。国外对言语、篇章的理解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又一个中心。曾经也被认为无法研究的言语，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又一个新天地，这也是结构主义者始料不及的。我们想编者在选入的时候肯定也有无奈，因为汉语语言学学在这个领域是空白。而一些基础的知识肯定是不能省略的，因此复旦版也不是完全摒弃结构主义的基础知识。毕竟自索绪尔开创现代语言学以来，现代语言研究的基本知识是结构主义奠定的。所以复旦版从基础教材的要求出发结合了北大版，作了必要的补充。
人文主义语言学研究面临着很多的困境，毕竟这种研究不是主流，本来参与者就少，加之与主流的背离，更有很多人口诛笔伐。其实学术应该有流派，有不同的声音。这次人文主义涉足大学语言学教程的编写一方面可以让更多的学生知道语言学界的不同的声音，开阔学生的眼界，启发学生的思维。但另一方面教程的步子迈的是小而艰难。纲要性的书籍一般都是已经成定论的，没有异议的通论可以作为基础知识来给学生的进一步研究打基础的。人文主义的观点在学界还是颇有争议。所以教程此举只是一个尝试，因此在内容的选编上允许语义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国外语言学研究新貌的进入。毕竟这是一本基础学科的基础教程，应该让学生知道国外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和方向。复旦版的语法学、认知与语言等几个章节极待改进。

4．语言人文主义的教学意义
     深入浅出以亲和的面孔来试图贴近读者，复旦版是不屑的。它设定的群体是有一定的语言感悟力的学生，它并不是想成为一种大路货，可以让任何人背诵，成为一种八股的条条框框的文章。读复旦版的学生首先要在潜意识里对汉语有着热忱，有良好的语言学的功底，要有领悟能力，以及抽象的思辨能力。能在直接的感悟和抽象的思辨后随着书中激情的涌动，内心的冲撞来体味汉语理论的真正魅力。比如说在《语言和文学》这一章里，作者就任由语言在笔端流泻。比如在谈到“作诗就是寻找语言的本义”中，“诗人的任务是从腐朽的晚期出发，从童年的灰暗中走出，返回到更宁静、尚未现身的早先，而在那个‘早先’中保存着语词始终还被遮蔽的原始本质。”“隐喻不仅在语言被理性掩埋的时期，甚至在语言出土之后，仍旧尘封在远古的历史，它的启封是伴随着感性（非理性）和美学的提升而得以实现的。”任何人都无法拒绝如此华丽又轻扬的文字，但是承载的却是深奥的理论；任何人都会不由自主地爱上语言学，原来语言理论也可以如此地生动，有着勃发的激情和流畅的文气。在习惯了形式的构架和图式的极端抽象之后，这种学习和阅读真的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如果说北大版的是以北方人固有的朴实无华出现的话，那么复旦版就是以南方特有的灵动和轻扬来揭示玩味语言。
    编者以这样的文字和激情所点燃的就是刚入大学，没有被现代语言学格式化的年轻学生的心中的热情。他们带着高中时期对语言教育的由衷的仇恨，以及大学语言学理论的科学主义的疲倦，在视觉与精神疲累之后忽然发现了一块精神的圣地：“原来汉语是这样的，原来理论可以如此的神采飞扬！”这是一种来自心底的共鸣，这种共鸣是一种导向，导向汉语研究的振兴之路。从年轻的一代开始，抓住年轻一代最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时候，点燃他们心里的对汉语语言学的热情。这才是这本教材编订的真正目的所在。所以，在复旦语言学的课堂上，老师总是积极努力地贴近学生，布置作业，批改作业，讲评，答疑；语言学的课堂气氛热烈，形成师生的互动。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新语文”的教学法，教师在课堂上启发学生，鼓励学生，引导学生，而学生能够在课堂里逐渐形成一种独立思考，挑战权威的勇气，成为课堂真正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宰，畅所欲言，在语言的天地里自由地驰骋，最终形成一个汉语的“新语言”观。这就是这门课的最大的收获。事实在，在申小龙教授的课堂上就是如此的运作的，每一次精心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后，红笔的点评都让学生激动不已。忽然觉得自己本来以为的大放厥词却在老师那儿得到了共鸣和承认，自信心就勃然而长了。
                   
四、小结
    北大版和复旦版的区别可以用很多二项对立来描述，比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语言共性论和语言相对论，传统的继承与否，中西结合与汉语本土，封闭与开放等等。可以说复旦版是北大版的一个反拨，站在了北大版的对立面上来构思这个教材的。可以说在这一领域有这种想法的人少之又少，有点拓荒者的味道。复旦版肯定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但是从其创意，从其胆识上，从其对中国语言学的热忱上来看都是值得肯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学生能从复旦版中得到一些基础知识，还能得到创新的鼓舞和对汉语的热情。而北大版作为一个基础知识的典范，是功不可没的，很多学生进行语言研究仍然需要北大版入门。其实北大版存在的问题是整个中国语言学界存在的通病，不应对之加以过多的指责，但是既然本文的目标锁定在它的身上，那么就当作一个典型的案例来分析了。然而，虽然北大版和复旦版的语言学研究之路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却怀着对汉语同样的热忱，有一个共通的目标，那就是研究汉语，发展汉语语言学。北大版已经成为高峰了，也经历了历史的评判，而复旦版作为新生事物还需要积淀，需要改进，但它肯定也能成为一个高峰。我们预言。



参考书目
《语言学纲要》1996 叶蜚声 徐通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语言学纲要》2003a 申小龙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基础语言学教程》2001 徐通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汉语与中国文化》2003b 申小龙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现代语言学教程》2001 霍凯特著，索振羽 叶蜚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语言论》1983 爱德华•萨丕尔著，陆志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